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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桃羞杏让网编辑：黑棒时间：2025-04-05 13:48:49

目前民粹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很普遍的思潮。

[⑩]（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7页。二程说，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由此，肇始于孔子的先秦儒家，就对现实政治持一种整体批判的态度，而批判的根据，就是他们心中的三代，三代之治即是王道之治。传统儒家不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实现，也不热衷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冯友兰先生曾说：（北宋士大夫）在挽救危机面前，他们的基调是相同的。真正的权内涵着经的道义品格：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

神宗问边患之事，富弼告知：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宋代是中国传统思想哲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儒家进行政治实践的重要时期，随着哲学水平的提高，宋代对于理想政治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有另外一个儒者，他以他所理解的儒学作为尺度来衡量我的生活儒学，认为我讲的不是儒学，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我同样也可以这样看待他。

而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是家族生活方式。但是，这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民主是一个过程的问题。《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专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增补本。例如安乐哲先生，我公开批评过他，他说西方是个体主义的，儒家是关系主义的，我说，你这样讲儒家，儒家就完蛋了。

黄：我刚才讲了，这不是普世的（global），而是普适的（universal），即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你可以批评他们：民主、科学是西方的东西，和儒家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牟宗三想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认为儒学是可以开出这些现代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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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等于说孔孟没有这些思想观念。哲学家不干具体制度设计的事，这一点，我对你的观点没有任何异议。我因为做《香港新儒家》这本书，了解一些情况，就以香港的陈祖为来说，他绝对不是你讲的那两种倾向，他并不是要回到前现代去。我的意思是说，现代化本身是一个过程，它有阶段性，有若干历史阶段。

所以，如果讲儒家的正当性原则，你只注意到一体之仁的话，就会有很大的理论偏颇。刚才谈到的八大价值，甚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我都谈到了。当然，他搞的那个制度，以我们今天的现代价值观念来看还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但这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所要求的。[11] 方：这就回到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上面了。

陈祖为、范瑞平两人的具体思想，我不是很了解，就不做评价了。具体来讲，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基于民族国家的，但有很多迹象已经表明，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正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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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现代价值的平等却是很具体的，是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的东西，比如男女平等之类。这和刚才谈的反思现代性没关系，不是同一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说的是：在你的生活儒学的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部分，这个方面的反思是没有的。黄：我的观点是把西方的去掉，直接称之为现代价值，因为它们不单纯是西方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现代价值。我是套用了林肯的说法（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但也跟他的意思有所不同。罗尔斯讲正义论，他提出两条基础性的原则，尤其是一定要保证最不得益者的损失最小，我觉得比你笼统地、抽象地讲民有、民治、民享可能更具体、更深刻一些。方：就任何一种理论来说，当然要有这种形式性，否则它就不是原理性的东西了。其实，我所讲的三民主义是有独特性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今天的儒家应有的讲法，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讲法，也不同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讲法，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标注了，以免误解。

但我目前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儒家用仁爱来给出一切，没有比仁爱更本源的事情了。

[⑤] 方：我是想看看，在你的国民政治儒学里面，有没有一些针对当代中国的具体的、实质性的东西，比如像罗尔斯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那样的东西？黄：我刚才说了，罗尔斯的两条所谓正义原则，我不能作为正义原则接受。儒家的特点恰恰是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这才是儒家。

一体之仁所充实的正当性原则是很抽象的，或者说它就是空的纯形式原则。但是，他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讲法是引起争议的，而且越往细节讲就越容易引起争议。

二、儒家价值与西方价值：普遍性与现代性方：我作为一个听众、读者，可能会对你仅仅谈这些基础性或者抽象性的原则问题觉得不满足，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情形。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比如说，前帝国时代可以说是周公制礼作乐。在这个意义上，你说它是空的，它确实就是空的。

更深层一点思考：什么是儒家？把儒家在历史上建构过的许多东西拿出来看，你都不能说这才是儒家。你是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框架，第一，显得太抽象，第二，可能会面临比如像康德所遭遇的批评，舍勒就批评康德的东西是形式化的，缺乏实质性。

黄：不，西方有的东西我们没有。陈祖为对民主的基本价值是认同的，但他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要做的工作，不是仅仅去叙述民主这种价值的合理性，而是用他所了解的儒学的价值来对西方现行的民主实践进行修补和纠正。

你举了例子，比如说康有为，他也试图建立一套新的礼。我所理解的正义原则，不是针对现代性的，而是普适性的。

关于一体之仁这种讲法，主要就是心学这一脉，首先是程颢讲，之后是王阳明讲。黄：不能简单地这么讲。我只正面讲基本的问题，就是：按照儒家礼有损益的原理，面对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现代转型，儒家今天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社会规范如何建构？制度安排如何进行？我不考虑各国之间的差别，而只考虑基本的现代价值。他只是说儒家有一套政统，是可以开出民主这个东西来的，但现在还没有开出来。

[17] 反过来讲，真正的正义原则是先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和任何具体规范建构的。《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无论如何，他并非主张极权主义。黄：对中国人来讲，目前面临的还不是后民主、后自由的问题。

但实际上你后面马上就说了，正当性要用一体之仁来充实，适宜性也有其他内容来充实。今天的平等观念是很具体的，是制度安排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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